数学分析习题集》，书脊已经脱胶，封面上的烫金字褪得只剩下模糊的轮廓。他把习题集抽出来，翻到最后一页。父亲用蓝色圆珠笔写的那行字还在——“数学里没有真正的末位，因为总有一个解法的第一步不在统计中。”那个被虫蛀了一半的“计”字还安静地待在纸页边缘，虫洞的边缘被岁月磨得很光滑。
他把这一页用手指轻轻压平，然后把习题集合上，放在公文包最外层。明天，他要去赴一场他准备了很久的辩论。
三月中旬，中枢决议会三层中央决议厅。
这间没有窗户的会议室自建国初期第一任议长定下“中枢决议会讨论的事情不应被任何外部光线干扰”的规矩之后，墙上的LED灯带已经换了五代，色温还是四千开尔文——不偏暖也不偏冷，像手术室里的无影灯。长桌两侧今天坐了比平时更多的人。中枢决议会七人悉数到场——赵豫章坐在长桌顶端，面前是一杯蓝冠花茶，和一本没有翻开过的笔记本。周济桓、秦铭、林知行、郭镇、方玉成、宋怀之依次坐在两侧。国政委员会的几位代表坐在长桌延伸段，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国政委资深委员郑维国，六十三岁，在国政委任职多年，早年是央企改革的核心推手，说话滴水不漏。工信部、教育部、科技部、卫健委的主要负责人都到了，孟正则坐在郑维国旁边，面前摊着一摞国际对比数据。韩世清坐在长桌左侧中间偏下的位置，面前放着一个薄薄的文件夹——赋分制季度评估数据摘要。方涵坐在他身后靠墙的椅子上，那是列席人员的座位区。
会议室里的空气比平时更安静。空调出风口的低鸣被调到几乎听不到的程度，每个人翻文件的声音都很轻，偶尔有人清一下嗓子，又很快收住。这种安静不是平静——是太多力量在同一个空间里互相制衡时产生的静默。
赵豫章在会议开始时只说了几句话。他的声音不大，但咬字极准，每一个字都像是已经在喉咙里反复称量过才出口。“今天的议题是‘我国在全球义体化进程中的战略定位与治理路径’。在座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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