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审查标准是否与任何国际公约对接，没有说明被试的知情同意程序是否经过独立的外部监督。从论文本身的文本来看，这些问题的答案都被封装在“机构内部审查”这面墙后面——墙外的人看不到，墙内的人不需要对外展示。
她打开自己的工作日志，翻到最新一页，用钢笔写道：“这篇论文的致谢只有一句话。每一个被切开的大脑、每一个被强制解读的神经元、每一个在不知情中被抽走的认知碎片——都被浓缩在这句‘机构与个人’里。这不是数学的错。真理本身是无辜的，但通往真理的途径并不总是同样无辜。从数据到证明，数学逻辑是无懈可击的。从证明到荣誉——当这个证明被印在期刊上、被载入史册时，所有站在领奖台上的人都只需要承认‘使用了先进的认知增强技术’，而无需解释这项技术的数据从何而来。荣誉会被记住，数据的来源不会。这就是体制化遗忘的标准流程——不是哪一个人刻意为之，而是整个体系在设计时就留出了足够宽的灰色地带，让那些需要荣誉的人无需追问数据的出身。”
她把这一页日志加密保存，然后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窗外的阳光照在她的脸上，透过眼皮在视网膜上投下一片温暖的橙色。她刚才在日志中写下“体制化遗忘”这几个字时，手指在纸面上比平时更用力，笔尖在“遗忘”的“忘”字最后一捺上微微洇开了一小片墨迹。她想到了赋分制。赋分制所对抗的，本质上也是同一种遗忘——遗忘每一个数据背后的人、遗忘每一个参数对应的那个凌晨、遗忘每一个签字时的无助。她想起周明远在欧盟听证会上对着屏幕说“数据可以被脱敏，但那个动作不应该被忘记”时的语气——那语气很平静，但每一个字都像是已经在喉咙里反复称量了很久才出口。现在这篇论文用“机构与个人”替代了所有具体的名字，用“内部伦理审查”封装了所有应该被公开的细节。
她把日志合上，拿起桌上的咖啡杯，发现咖啡已经凉透了。杯壁上凝着一圈极细的水珠，沿着瓷壁缓缓下滑。窗外菩提树的叶子被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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