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是影响。”刻律德拉说，“是改变。我看到了太多东西，无法再回到从前。”
晚餐后，刻律德拉换上母亲准备的裙子——深绿色长裙，领口有白色蕾丝。她被按在梳妆台前，玛利亚给她梳头，艾米莉亚帮她戴上珍珠耳环（“前线回来时耳朵没受伤，真是奇迹”）。
“你还是可以很美的。”玛利亚看着镜中的女儿，眼眶又红了。
刻律德拉看着镜子。里面的人陌生又熟悉：脸比三年前瘦削，颧骨突出，眼神里有某种坚硬的东西。但轮廓依然是少女的，嘴唇的颜色是自然的红，没有前线女兵常见的苍白。
“美不重要。”她说，“但穿裙子……确实舒服。军装太重了。”
圣诞节后几天，刻律德拉渐渐适应和平生活。她早晨散步，下午读书，晚上和家人聊天。但她睡不安稳——梦里总有炮声，有泥浆，有燃烧的坦克和倒下的士兵。她会在深夜惊醒，坐在床边，直到黎明。
1919年1月，她开始计划游历。
“我想看看这个世界。”她对父亲说，“不是作为士兵，而是作为观察者。战争改变了世界，我想亲眼看看那些改变。”
乔瓦尼理解她的想法。他资助了旅费，准备了护照和推荐信——贝洛蒂家族在商业上有不少联系，在中国、美国、英国都有合作伙伴。
“但要注意安全。”乔瓦尼说，“战争结束了，但世界并不平静。俄国在革命，德国在动荡，殖民地地区有骚乱。”
“我知道。”刻律德拉说，“但平静的世界……也许更可怕。”
1919年4月，刻律德拉乘船抵达上海。
上海的港口拥挤不堪：欧洲的商船、日本的军舰、中国的帆船，还有无数小艇穿梭其间。空气里有海水的咸味、煤烟的呛味、还有各种货物混杂的复杂气味。
刻律德拉住进一家欧洲人经营的旅馆。第二天早晨，她在餐厅遇到一群年轻人——中国人，但穿着西式服装，说话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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