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杂着法语和英语词汇。他们在热烈讨论什么，桌上摊着报纸和地图。
刻律德拉注意到其中一个年轻人手里拿着一本小册子——封面是蓝色的，标题用中文写着，但格式和她那本列宁的小册子相似。她走近时，那个年轻人抬起头。
他大约二十多岁，身材瘦削，面容清秀，但眼睛格外明亮。看到刻律德拉手里的书（她正在读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他露出惊讶的表情。
“您读列宁的著作？”他用英语问，带着明显的口音。
刻律德拉点头：“你也读？”
年轻人笑了：“我读各种思想。列宁、马克思、卢梭、孟德斯鸠，还有中国的康有为、梁启超。”他站起来，礼貌地伸出手，“我来自湖南省。这些是我的同学，他们准备去法国留学，不过，我可能会留在国内考察。”
刻律德拉握手。青年的手很瘦，但有力。他的同学们也好奇地看着她——一个欧洲年轻女性，读列宁的书，这在1919年的上海不多见。
“我是刻律德拉·贝洛蒂，意大利人。”她说，“刚从战场回来，现在游历世界。”
“战场？”青年眼睛一亮，“您参加了世界大战？”
“凡尔登、索姆河、巴尔干。”刻律德拉简单列举，“三年。”
餐桌上的气氛变了。那些年轻留学生围拢过来，询问战场细节，欧洲局势，战争的影响。刻律德拉发现，他们对欧洲的了解远超她的预期——他们知道凡尔登战役的伤亡数字，知道索姆河的坦克使用，甚至知道俄国十月革命的具体过程。
“我们想去法国，不只是学习技术，也想了解欧洲的思想。”青年说，“我们需要改变，但方向在哪里？各有各的想法，西化，传统，俄国……”
刻律德拉思考片刻：“我在战场上看到一件事：无论哪种道路，都必须以人民的利益为中心。如果战争是为了资本家、帝国、少数人的利益，那么它就是罪恶的。俄国革命之所以吸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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