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一下会议室。
“几个月前，他是一个独立的做空者。但现在？他手握大摩和高盛巨额的优先股和认股权证。他是大摩的战略合作伙伴。他甚至可能已经开始建立大规模的多头头寸了。”
普劳夫看着古尔斯比，抛出了那个他早就准备好的定性结论：
“Walker现在的意见，不能被孤立地看作一个‘超然的市场观察者’的意见。在这个特定的议题上，他代表的，是那些正处在失血状态、急切需要政府救助的华尔街大资本的焦虑。”
这句话一出来，会议室里的气氛立刻发生了微妙的转变。
“华尔街在急。”
阿克塞尔罗德点了点头，接上了这个逻辑，“他们看到了麦凯恩在帮他们说话，但他们也知道麦凯恩现在是个泥菩萨。所以他们想通过Walker这条线来施压，希望我们也能立刻表态支持他们。”
这是一个典型且某种意义上说得通的政治团队内部消化机制。
他们没有忽视陆泽的警告，但他们用一个极其合理的“利益动机论”，把这个警告的刺给拔掉了。
在他们看来，陆泽不是在警告“系统性风险”，而是在传达“利益集团的诉求”。
既然是利益集团的诉求，那就完全在他们的掌控范围之内了。
“告诉他们不用着急。”
阿克塞尔罗德继续说道，“我们很清楚局势有多紧急。但我们不能在明天的辩论台上，替布什政府和麦凯恩背这个‘救助华尔街’的黑锅。”
他看向奥巴马，提出具体的建议。
“参议员，明天在辩论中，如果被问到‘直接注资’的问题，我们可以采取一种开放但审慎的态度。比如您可以说：‘我愿意考虑任何对纳税人负责、且能有效解冻信贷的方案，但我坚决反对在没有严格监管和高管限薪条件下的空白支票。’”
“这样既不封死未来的路，又和麦凯恩那种‘为了救市不顾一切’的姿态拉开了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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