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的政治和经济环境大不相同，因此能不能担保、怎么担保，并不是一件容易协调的玩意。
日本和加拿大的代表相对沉默。意大利财长提了一句关于协调的原则性意见。
然后，达林又问了第二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直接对着保尔森问的，而且问得很直接。
“汉克，我想请你明确一件事。在雷曼之后，美国政府是否还会允许任何一家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破产?”
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钟。
保尔森放下了手里的笔。
他知道这个问题必然会被问到。
从周四下午到现在，已经有四个人用不同的方式问过他同一件事。有的包装成技术性询问，有的包装成对市场预期的担忧，达林是最直接的。
雷曼只是那个例证，确切而言，他们问的是：
美国政府的底线到底在哪里，以及你们能否有能力履行你们说的话。
雷曼倒下之后的三周，全球所有的信用定价模型都加上了一个新的变量——政府救助的不确定性。
而这个变量，是美国在九月的那个早上亲手加进去的。
“我们不会再让另一家系统重要机构以那种方式倒掉。”保尔森说。
他选的措辞很谨慎。他没有说“不会让任何机构倒掉”，他说的是“不会以那种方式”。
“但我也必须说清楚，”
他接着说，“九月的那一周，财政部和美联储手里没有合法的工具去阻止它。我们没有解决机制，没有权限向一家非银行机构注入资本，也找不到任何一个愿意接手的买家。”
保尔森看了一眼达林。如果英国那时候没有拦着巴克莱银行的收购，说不定情况会不一样呢？
“所以那不是一个选择，那是一个没有选项的局面。”
“现在呢？”达林没有接他的小眼神。
“现在国会已经授权了七千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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