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林看向保尔森的方向。
“英国做出了资本注入的决定，这个决定在我们国内是极度不受欢迎的。而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七国集团里只有一个国家这么做，资金只会从其他地方流向我们，或者反过来，我们会被所有人当成唯一一个承认自己银行撑不住的国家。”
他停顿了一下以示加重。
“这两种结果我都不希望发生。”
这句话的意思，桌上每个人都听懂了。
英国人在问：你们到底跟不跟？
接下来的四十分钟，会议完全脱离了议程。
德国财长佩尔·施泰因布吕克说，德国正在处理HypO，正在考虑一项全国性的银行稳定基金，但他必须提醒在座的人，德国的联邦制结构和储蓄银行体系决定了德国不可能照搬英国的做法。
他同时提出了一个更尖锐的问题。
“如果英国为银行的新发债务提供国家担保，而德国没有，”施泰因布吕克推了推眼镜，“那么下个星期，德国银行在批发融资市场上还借得到钱吗？”
大伙都没有回答，因为答案是显然的。
一旦有一个国家为本国银行的债务提供主权担保，那么所有没有担保的国家的银行，在融资市场上就会立刻被重新定价——因为它们没有国家在后面站着，风险自然上升。
这就是担保的传染性。它不是一国的政策，而是一场所有人都被迫参加的竞赛。
法国财长克里斯蒂娜·拉加德接着说话。她提到了爱尔兰政府对本国六家银行的全部存款和债务提供了无限期、无上限的，总额相当于爱尔兰GDP的两倍多的国家担保的决定。
这个决定在欧洲内部引起了巨大的愤怒，因为它在一夜之间把其他国家的存款吸向了都柏林。
“我们需要一个共同的框架。”
拉加德说，“否则每一个单独的决定，都会伤害到其他所有人。”
但这显然存在一些问题，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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