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的不是谁谁谁会死。我看到的是那个结构。"
"什么结构？"周行长问。
陆泽往前靠了一点。
"行长，您刚才讲的那个判断，在表层是完全正确的。银行之间确实在互相不信任，确实在囤积流动性，一边囤一边喊缺钱。这个现象，您看得比绝大多数人都准。"
他停顿了一下。
"但这里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它们互相不信任？"
周行长没有回答，只是看着他。
"因为每一家都知道，自己的资产负债表上有一堆看不清价值的东西。"
陆泽说，"既然自己有，它就必须假设对手也有。而它不知道对手那个窟窿有多大，也不知道那个窟窿是不是已经吃穿了对手的资本。"
"所以互相不信任不是一个信心问题。它是一个非常理性的推断——大家不借钱给彼此，恰恰因为大家都清楚彼此的资本可能是假的。"
他看着周行长。
"流动性短缺是症状。资本金不足是病根。问题在于，为什么大家没有普遍意识到资本金不足。"
餐室里安静了一会儿。
周行长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点了两下。
"你继续。"
陆泽喝了一口茶，把杯子放下。
"行长，在危机完全爆发，甚至于三个月之前，都有这么一个判断，即次贷本身的损失是不大的。"
财政部长抬了抬眉毛。
"至少按规模算，不大。"
陆泽补充道，"几千亿美元的损失，摊到全球金融体系里，理论上是可以消化的。这就是为什么从二〇〇六年房价见顶、二〇〇七年新世纪金融破产、两只贝尔斯登的基金崩掉、巴黎银行冻结基金——这一连串事情发生之后，伯南克和保尔森还在说'可控'。"
"那时他们不是在撒谎。在他们那个框架里，次贷的规模确实可控。"
"那错在哪？"周行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