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自我强化的循环，行长。它不需要新的坏消息来推动，它是一个不断强化的负循环。资本不确定导致融资收紧，融资收紧导致抛售，抛售导致资产重估，资产重估让资本更不确定。"
"每转一圈，都比上一圈更深一点。而如果说最开始的资本金问题可能没那么大，但经历这样的循环后——"
周行长端着茶杯的手停在半空。
他听懂了，而且他听懂的不只是这个循环本身。
他在中国处理过大规模的银行的资本危机——注资、剥离不良资产、股改、上市。
那是一场艰难但清晰的手术：坏账是存量的、已经发生的，窟窿有多大是清晰的，用国家资本填进去，把坏账剥出去，事情就结束了。
而陆泽描述的这个链条，不是一个等着被填的窟窿。它是一个不断改变大小的东西。
"还有一件事。"
陆泽继续说，"美国那些机构的风险模型，都建立在分散化的假设上。不同的资产、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信用等级，相关性是低的。所以把它们打包在一起，风险会被抵消掉一部分。评级机构给那些结构化产品打AAA，底层逻辑就是这个。"
"但在系统性危机里，所有的相关性都冲向一。"
他说得很平淡。
"那些资产之间可能并没有产生什么内在联系。但持有它们的是同一批被迫去杠杆的人。当一家机构必须卖东西换现金的时候，它不会挑着卖，它卖得掉什么就卖什么。于是本来毫不相关的资产，在同一天、同一个方向上一起下跌。"
"所有的分散化，在最需要它的那一刻失效了。到现在，不仅仅是次贷资产。"
周行长慢慢地把茶杯放回桌上。
"所以你在三月份看到的，"他说，"是这一整个结构。"
"差不多。"
陆泽点了点头，"这也是我为什么之后大规模买入了其他机构的CDS。在这样一个由三十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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