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点三十分，两名穿着深灰色定制西装的中东人推门走了进来。
带头的是ADIA的高级投资总监，一位在伦敦受过严格经济学训练的牛津毕业生。会谈几乎没有任何繁文缛节，对方直接切入了核心：ADIA希望在远日点的下一期全球宏观与困境债务基金中，拿到至少三到五亿美元的基础份额。
他们的诉求极其具体：不干预任何具体的投资决策，但要求在基金的投资委员会中保留一个无投票权的观察员席位，并且希望在涉及中东本土资产的处置上拥有优先跟投权。
陆泽听完，给出的答复干脆利落。
“份额可以预留。但我们不向任何LP开放投资委员会席位。”
陆泽甚至没有放下手里的铅笔，态度没什么商量的余地。
“我们的投资流程建立在投资团队能够独立、迅速并且保密地作出判断的基础之上。外部资本提供者直接参与这个过程，可能改变团队内部的讨论方式，并带来交易保密与利益冲突方面的风险。因此，我们对所有投资者采取同一原则：资本提供者有权监督其资本所承担的风险，但不直接参与投资决策。”
那位总监愣了一下，似乎有些不适应这种强硬的拒绝。但在权衡了十几秒后，他还是点了点头：“我们会重新评估条款，但原则上，我们依然希望保留认购的意向。”
九点零五分，阿布扎比的人离开。
九点十分，科威特人坐了下来。
十点十五分，新加坡GIC的团队准时出现在了门外。那位昨天表现得有些焦躁的陈先生，此刻坐在陆泽对面，神情已经恢复了一个职业投资官应有的冷静。
GIC开出的条件比中东人更加苛刻，但同时也更加专业。他们不仅带来了对远日点首期基金的认购承诺，还带来了一份关于亚洲主要市场美元流动性折价的内部研究简报。
陆泽花了一点时间和陈先生讨论了新加坡对亚洲离岸美元市场的判断。在这场对话中，他没有做出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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