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泽笑了：“我正想说这个。”
“贝尔斯登之后，市场学到一件事——大机构出事，政府可能会救。”索罗斯说。
“但股东同时也学到：政府救公司，不一定救股东。”
陆泽接道，“然后雷曼又给了市场一个完全不同的答案。于是债权人、股东、衍生品的交易对手，全都在根据政府上一次的动作，重新判断风险。”
“而政府在做下一个决定的时候，又不得不考虑市场已经形成了什么预期。”索罗斯说到这里，忽然停住了。
他看着陆泽，脸上那种属于长者的从容，一点一点褪了下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近乎孩子气的、被真正击中的兴奋。
“LanCe，这就是完美的反身性不是吗？”
陆泽肯定了他的看法，进一步解释。
“政府本身也是反身性系统的参与者。更进一步的讲，政府原本想改变未来，但人们对政府行为的预期，可能提前改变未来，导致政府最初制定政策时所依据的条件已经发生变化。”
“太对了。”
索罗斯重重地把茶杯放回桌上，身体整个前倾过来，“四十年了，LanCe。四十年来我一直想告诉人们，反身性不是股票市场的一个花招，它是所有涉及‘思考着的参与者’的系统的基本特征。可那些蠢货——那些坐在美联储、坐在财政部、坐在芝加哥大学里的蠢货——到今天还在用他们的高斯分布和理性预期，假装自己是站在体系外面的工程师。”
他盯着陆泽说：
“而你刚才用三分钟告诉我，连救市的人自己，都身在那个循环里。他们每做一次干预，都在改变那个他们试图去修复的系统。他们不是医生，他们是病人的一部分。”
索罗斯靠回椅背，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像是卸下了什么憋了很久的东西。然后他看着陆泽，几乎是感慨地摇了摇头。
“我今天下午在那间会议室里，坐了一个半小时，听十几个全世界最聪明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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