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贸易的自由流动，保证每一个国家——无论大小——都有发言权。但前提是，我们必须承认现实：旧秩序已经死了，新世界需要新的锚。“
这次会议简直成了两人的辩论专场，其余国家的代表们都成了观战者。
法国代表在日记里写道：“我们仿佛在看一场重量级拳击赛。凯恩斯是技术精湛的冠军，怀特是年轻力壮的挑战者。冠军占据了前几个回合，但挑战者的每一拳都打在腹部。“
中国代表贝祖贻坐在长桌末端，属于“其他盟国“的区域。
他的面前摊着一本烫金封面的会议手册，页脚印着四十四国国旗，中华民国的青天白日旗缩在角落，小得像一枚邮票。他握着一支派克钢笔，笔尖悬在笔记本上方，墨水洇出一个越来越大的黑点。他已经保持这个姿势整整三分钟，没有写下一个字。
凯恩斯和怀特的辩论像一场华丽的歌剧，在他耳边起伏。那些关于“班科“、“黄金锚“、“多边清算“的术语，像一群精致的蝴蝶，在会议厅的上空盘旋。贝祖贻听得懂每一个词——他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硕士，曾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实习——但此刻，这些词汇却显得如此遥远，遥远得像另一个星球的语言。
他的思绪飘回了三个月前的重庆。
那是四月的一个雨夜，中央银行地下金库的穹顶渗着水珠。贝祖贻站在铁栅栏前，看着库房里堆放的法币。不是黄金，不是白银，是纸，一捆又一捆的纸，被潮气浸得发软，散发着霉味和油墨混合的怪味。财政部长孔祥熙拍着他的肩膀说：“贝总裁，这些纸就是中国的黄金。“
而现在，在这个决定世界货币秩序的殿堂里，没有人要中国的纸。他们要的是黄金，是美元，是怀特口中那个“三十五美元兑换一盎司黄金“的神圣比率。
贝祖贻的目光越过凯恩斯的肩膀，望向彩色玻璃窗。窗外的阳光被切割成几何图案，投在橡木桌面上。他忽然觉得那像一幅地图——被列强瓜分后的中国地图，每一块颜色都代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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