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租界、一条铁路、一片势力范围。
“贝总裁，“身旁的顾维钧轻声唤他，声音低得只有两人能听见，“该记笔记了。国内等着看简报。“
贝祖贻回过神，低头在纸上写下：“七月一日，怀特提出基金方案，美元锚定黄金……“写到“黄金“二字时，笔尖一顿，墨水在纸上晕开，像一颗凝固的血珠。
顾维钧坐在他右侧，身姿笔挺，面容沉静。这位五十六岁的外交家穿着一身剪裁得体的深色西装，领带打得一丝不苟，银灰色的头发梳向脑后，露出宽阔而光洁的额头。从外表看，他是典型的职业外交官——从容、克制、永远带着礼貌而疏离的微笑。
但贝祖贻注意到，顾维钧放在膝盖上的左手，正无意识地摩挲着一枚硬币。那是民国二十四年发行的镍币，正面是孙中山的侧面像。顾维钧的拇指在币面上反复刮擦，发出极轻微的沙沙声，像是一只困兽在铁笼里踱步。
贝祖贻知道那枚硬币的故事。二十五年前，1919年的巴黎和会，顾维钧作为中国代表团最年轻的成员，正是握着这样一枚硬币，在克里孟梭和劳合·乔治面前，为山东的主权据理力争。那时候，他二十七岁，意气风发，相信公理战胜强权，相信威尔逊的十四点原则能照亮中国的未来。
结果呢？山东被转让给日本，中国代表拒绝签字，顾维钧在凡尔赛宫的走廊里独自站了很久，手里攥着一枚被汗水浸透的硬币。
二十五年过去了。他现在是驻美大使，是华盛顿外交圈的熟面孔，是罗斯福总统晚宴上的常客。但坐在布雷顿森林的会议厅里，顾维钧感到一种熟悉的无力感正从脊椎底部慢慢爬上来——那种在巴黎和会最后一天的无力感，那种看着世界被瓜分而自己连一块碎屑都抓不住的无力感。
“顾大使，“贝祖贻在笔记本上写了一行字，推给他看，“您觉得，我们能拿到多少份额？“
顾维钧看了一眼，没有立刻回答。他抬起头，目光扫过会议厅。美国代表席上，摩根索正与怀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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