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的,咱们自己想办法。”
“怎么想?”赵参谋长追问。他是湖南人,说话自带一股辣椒味,“不能靠弟兄们的军饷填吧?”
“不填。军饷一分不能少。”沈砚之站起来,走到墙上挂着的西南地图前,手指从云南划到贵州,又从贵州划到广西,“咱们现在控制的地盘,滇东十二县加黔西南八个县,加起来二十个县。这些地方的赋税、盐税、厘金,以前都被地方上的土财主和旧官僚截走了。整顿财政,清理田亩,把该收的税收上来——这不是为了军校,这是为了我们自己。有了钱,才有兵。有了兵,才有资格在这乱世里活下去。”
他把手指收回来,转身面对在座的三个人。
“办军校不是花钱,是投资。我们今天在课堂上教出一个合格的连长,明天战场上他就能少死十个弟兄。十个人的命,值不值一座军校的钱?”
房间里安静了几秒钟。然后程振邦把第二杯酒倒满,推到沈砚之面前。
“你以前不喝酒的。”
“今天破例。”
沈砚之端起酒杯,跟程振邦碰了一下,又跟赵参谋长、李旅长分别碰了。四个人同时仰头喝干,杯底重重地磕在桌面上。
“校名叫什么?”李旅长问。
沈砚之想了想。
“叫‘西南讲武堂’。”
四个字,把整个后半生的方向定下来了。
散会之后已经是深夜。昆明的秋夜凉意很重,沈砚之一个人站在院子里,抬头看着西南边疆格外明亮的星空。程振邦最后一个走,临走时回头看了他一眼。月光下沈砚之的身形显得很瘦,肩膀却依然挺得笔直,像一棵被风刮了很多年但始终没有被吹弯的冷杉。
程振邦想起四年前在山海关第一次见到沈砚之的场景。那时候沈砚之还是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站在三千乡勇面前,嗓音青涩但眼神坚定。他对着那些衣衫褴褛的农民和猎户说:“今天之后,山海关就是革命军的。”然后他第一个举起了枪。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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