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砚之这辈子见过很多死人。
武昌城下被炮弹炸飞的年轻士兵，护国战场上冻死在战壕里的川军娃娃，还有那些被北洋军阀吊在城门上示众的革命党人——每一个他都记得，每一个人的脸都在他的梦里反复出现过。但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死法。一个人跪在雪地里，膝盖以下全冻进了冰层，双手合十举过头顶，像是在求天，又像是在拜佛。眉毛和睫毛上结满了白霜，让他看起来像是庙里的一尊泥塑，而不是一个刚刚断气不到三个时辰的活人。
“是郑师爷。”程振邦蹲下来，用匕首敲了敲冻在尸体膝盖周围的冰层，冰层发出沉闷的回响，“张勋的幕僚长。上个月还在徐州给我发电报，劝我‘弃暗投明’。现在他自己倒先‘投’了。”
沈砚之没有说话。他站在郑师爷的尸体前面，目光落在尸体胸口别着的那枚铜钱上。铜钱是前清的“光绪通宝”，用一根红绳穿着，红绳已经褪成了灰白色。这枚铜钱他在另一个人身上见过——十年前，他的父亲。父亲临终前把铜钱塞进他手里，说了一句话：“以后谁拿着同样的铜钱来找你，他就是你的师爷。”
父亲说的是“师爷”，不是“老师”，不是“先生”，是“师爷”——那是清末民初对幕僚军师最地道的称呼。沈砚之等了整整十年，从山海关等到西南，从护国等到北伐，没有等来那个拿着铜钱的人。现在他等到了，但对方已经冻成了一座冰雕。
“老程，你带人把师爷的遗体挖出来。”沈砚之脱下自己的军大衣，准备铺在地上，“他是我爸的人。不能再让他跪在雪地里。”
程振邦愣了一下。他跟着沈砚之打了十几年仗，从来没见过沈砚之对一具敌人的尸体这么郑重其事。但他没有多问，只是点了点头，招呼几个士兵去找工具。十几年的默契让他明白，沈砚之做事从来都有他的道理，而这个道理，迟早会说给他听。
雪越下越大了。这是民国十四年的冬天，孙中山先生刚在北京病逝不到一个月，北伐的硝烟还没有正式燃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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