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着四个字——“砚之亲启”。字迹很陌生，但信封的封口处盖着一枚火漆印章，印章的图案是一座城楼，城楼正中央刻着三个字：山海关。
沈砚之认出那枚印章。山海关。那是他父亲当年在山海关起义时用的印。城破了之后，父亲把印章分成两半，一半留给自己，另一半寄给了一个远在千里之外的老友。那个老友就是郑岳。
“你爸是不是叫沈镇山？”程振邦站在旁边，忽然开口。他很少直呼沈砚之父亲的名字，平时说起沈父，他都是用“老团长”或“沈老先生”。今天他叫了全名，说明他想起了什么重要的事。“当年在山海关跟清军谈判的那个师爷？”
“就是他。”沈砚之没有抬头，手指轻轻摩挲着信封上的火漆印，“我爸在山海关起义之前，派郑明山去跟清军守将谈判，名义上是谈条件，实际上是缓兵之计。郑明山一个人进了关城，在里面待了整整三天。那三天里，清军守将拿刀架在他脖子上逼他说出起义的兵力部署，他一个字都没说。第四天夜里，他趁守军换防的间隙翻墙逃出来，还带出了关城内部的城防图。”
“后来呢？”
“后来我爸用那张城防图，一夜攻破了山海关。郑明山立了头功，但他不要嘉奖，也不肯留在革命军里当官。他跟我爸说，他是科举出身，身上有旧时代的烙印，不适合待在新军里。他要回北方去，以晚清举人的身份做掩护，帮革命党搜集北洋军阀的情报。”沈砚之把信封拆开，抽出里面的信纸。信纸折叠得很整齐，展开之后有一大张，密密麻麻写满了字，“这一去就是二十多年。我最后一次听到他的名字，是宣统复辟那年——他当了张勋的幕僚长，在报纸上公开支持复辟。我以为他真的叛变了。”
“结果没有？”
沈砚之没有回答。他在看信。
信很长，字迹从工整的小楷逐渐变成潦草的草书，像是写信的人越写越急，越写越没有时间。墨水也用了不止一种——前面几段是深黑色的上等松烟墨，中间变成了浅灰色的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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