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的背影，忽然想起了一个人。蔡锷。那年护国军在川南过年，漫天大雪，他也是这样站在营帐门口，看着蔡锷的背影消失在山道的拐角处。蔡锷走的时候说了一句话，声音很轻，但他听得清清楚楚。他说：“砚之，我走之后，你一个人要撑住。”他当时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后来明白了——蔡锷说的不是川南，不是护国军，不是任何一场具体的仗。他说的是这整个天下。
当晚驻地安排在了下关的一处旧军营。营房是前清的遗物，青砖灰瓦，墙壁上爬满了裂缝，窗框上的油漆早已剥落，露出底下灰白的木茬。院子里长满了枯草，风一吹就沙沙地响。分给他们的营房在西北角，背靠一座废弃的火药库，地势倒是高，站在二楼窗口能看见半个南京城的轮廓。天黑之后，沈砚之坐在行军床上，就着一盏煤油灯看地图。地图是出发前自己画的，上面密密麻麻标注着长江沿线的渡口和要塞，每一处都用蝇头小楷写明了守军番号和兵力部署。字是程振邦的字，端端正正，一笔不苟。这张地图是他们当年一起勘察地形时画的，程振邦说，总有一天会用得上。他伸手去摸茶杯，手指碰到的却是一块冰凉的金属——是腰间那柄短剑的剑柄。这柄短剑是山海关起义时父亲留给他的，剑身上刻着两个字：“关山。”父亲说，关山万里，你总有一天要走完。
“师长。”孙保田端着一碗热汤走进来，把碗放在桌上，热气在煤油灯的光晕里袅袅升起，“炊事班用军饷换了两只老母鸡，您趁热喝。”
沈砚之没有抬头：“给伤病员送去了吗？”
“送去了。每人一碗。”
“你呢？”
孙保田憨憨地笑了一下，没有回答。沈砚之抬起头看了他一眼。这个跟了他十五年的老部下，今年才三十出头，鬓角已经有了白发。沈砚之放下笔，指了指旁边的凳子：“坐下，一块儿喝。”
孙保田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坐下了，但没有喝汤。他从怀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信封，放在桌上：“师长，这是今天下午收到的。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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