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京的驻地是一所学校改的。沈砚之住在二楼的一间教室里，黑板还没拆，上面残留着粉笔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坐在黑板下面的行军床上，掏出程振邦的那张纸，又看了一遍。
周副官进来送开水，看见他在看那张纸，没打扰。放下水壶要走，沈砚之叫住了他。
“周副官。你说，如果我们不选边，会怎么样？”
周副官想了想。“武汉和南京都不待见咱们。补给、军饷、弹药，都可能卡脖子。”
“那士兵们怎么办？”
“饿着肚子打仗呗。”周副官顿了顿，“可跟着您的人，饿肚子也不走。”
沈砚之抬头看他。周副官的表情很平静，像在说一件很平常的事。
“为什么？”
“因为您没让他们白死过。”周副官说完，提着空水壶出去了。
沈砚之坐在床上，把那两张纸放在膝盖上。一张是程振邦的遗言，一张是蒋介石的电报。两张纸，两种选择。他看了很久。
那天夜里，他做了一个梦。梦到十五年前的山海关。大雪纷飞，他站在城头，底下是三千乡勇。他父亲站在他旁边，拍着他的肩膀，说了一句话。那句话他记了十五年。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可革命也不是把人当柴烧。”
他醒过来的时候，天刚蒙蒙亮。窗外有号兵在吹起床号，号声穿过清晨的薄雾，听上去又远又近。他坐起来，把两封电报——一封南京的，一封武汉的——并排放进抽屉里。然后他打开门，对着走廊尽头喊了一声。
“周副官！备马。”
周副官从楼下跑上来。“去哪？”
“城外。看看部队。”
沈砚之下了楼，走到院子里。樟树叶子上还挂着露水，军马在树底下打着响鼻。他翻身上马，出了校门。街上还没有行人，石板路上得得得的马蹄声格外清脆。他往城东走，出了中山门，来到郊外的一片空地。那是他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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