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站在这里，告诉你们一句话——沈砚之的兵，不跟任何人走。”
这句话落下去，院子里安静得能听见风把樟树叶吹落的声音。
“我们跟谁走？我们跟脚下的土地走。这片土地上的人想过好日子，我们就往这个方向走。谁让老百姓过好日子，我们就跟谁合作。谁不让老百姓过好日子，他就是总统，我们也照打不误。”
赵铁柱站在队伍里，咧着嘴笑了。
沈砚之从台阶上走下来，走到军官们中间。他拍了拍最近一个营长的肩膀，那营长的军装袖口磨破了，露出里面的棉花。
“你们回去告诉每一个兵，北伐还没有结束，但北伐不只是打仗。咱们打下一个地方，就要在那个地方修路、开仓、办学。让老百姓看见，沈砚之的兵来了，日子比从前好过。这就是我们的主义。”
他停了一下，目光扫过每一个人。
“至于武汉和南京之间的事，那是他们的事。我们的任务，是把北伐打完，把仗打赢。其他的，打完再说。”
有人喊了一声“好”，然后所有人都喊起来。声音在院子里回荡，把墙头上的几只麻雀惊得扑棱棱飞走了。
散会之后，沈砚之回到办公室，发现桌上多了一封信。信没有落款，封面上只有两个字——“内详”。他拆开信封，里面是一张薄薄的纸，上面写着一行字，笔迹陌生，但措辞极简：
“程振邦的死，不是意外。武昌攻城时，有人在背后放冷枪。查：武昌城南，花园山，第三排，左起第七个。”
沈砚之的手猛地攥紧了信纸。纸被捏得变了形，但他很快松开了，把信纸摊平在桌面上，一个字一个字地重新看了一遍。程振邦牺牲的那天，他在前线指挥攻城。炮弹从城里飞出来，在指挥所附近炸开。程振邦站在他身边，忽然就倒下了。他一直以为那是流弹。但如果这封信说的是真的——
他把信纸折好，收进内衣口袋里。然后拿起电话，要通了城防司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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