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的六月潮得能拧出水来。
沈砚之在军部二楼的办公室里批阅文件，窗外的蝉鸣一声比一声急，像是要把整个夏天撕开一道口子。桌上摊着三份电报。第一份是南京总司令部发来的，措辞已从“建议”变成了“严令”，要求各军在七日内完成“党务整理”，逾期未办者以“通共”论处。第二份是武汉方面的，措辞亲热得多，称他为“北伐名将、党国干城”，请他“秉持正义，共讨叛逆”。第三份没有署名，只写了四个字：“朱部异动。”
他把第四份电报压在最下面。这份来自九江的密报说，朱培德的第六军两个团已经在南昌城外二十里的谢埠渡集结，对外称“整训”，但渡江的方向是朝着南昌城的。更让他警觉的是，朱培德昨天派人来“借”军部的电台，说他们的发报机故障，要借用两天。沈砚之拒绝了，理由是“军务繁忙，电台不能离人”。来人走的时候脸色很不好看。
“军长。”孟昭林推门进来，压低声音，“赵主任来了，说有急事。”
沈砚之点了点头。赵主任是军政治部主任，五十多岁的老同盟会员，北伐一路跟着他，平时话不多，但每句话都踩在点子上。他走进来，面色沉沉的，手里攥着一卷纸。
“南京来的密令，昨天夜里到的。”赵主任把那卷纸放在桌上，没有打开，“总司令亲自签署的，要求咱们军立即逮捕政治部里的七名地下党员，就地关押，等候处理。电令末尾特别加了一句：若沈军长有异议，可先执行再呈报。”
沈砚之没有看那卷纸。他靠在椅背上，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
“赵主任，你跟了我多久？”
“从护国战争那会儿算起，十一年了。”
“十一年里，我沈砚之有没有杀过自己人？”
赵主任沉默了几秒。他想起当年在西南根据地，有人举报一个连长贪污，证据确凿，沈砚之还是让人反复查了三遍才下的命令。他又想起闽浙赣反围剿时，一个排长临阵脱逃，按军法该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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