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振邦的灵柩在武昌城停了三天。
第一天，沈砚之没合眼。他坐在灵柩旁边的条凳上，从天黑坐到天亮，从天亮坐到天黑。来吊唁的人一拨接一拨，北伐军的将领、武昌城的地方士绅、程振邦带过的兵。沈砚之谁也没招呼，就那么坐着，有人来了点个头，有人走了也不送。他的脸在灵堂的白烛光里显得很硬，像一块被江水冲刷了多年的石头。别人看不出他在想什么。但沈若薇看得出来。她给兄长端了一碗粥过去，放在条凳旁边的小桌上，轻声说：“哥，吃点东西。”
沈砚之没动。
“程旅长要是看见你这样，他会骂你。”
沈砚之的嘴角动了一下。他端起那碗粥，喝了两口。粥是白粥，没放盐，也没放糖。他喝了两口就放下了。沈若薇没再劝，只是站在旁边，把灵堂里的烛花剪了剪。烛花一剪，火光跳了一下，照亮了程振邦的遗容。老程的脸已经被擦洗干净了，换了一身崭新的军装。他活着的时候军装从来没合身过，总是绷着肩膀，扣子扣不全。现在这身是沈若薇特意去裁缝铺定做的，比老程平时穿的大了一号。她量了尺寸——是趁着遗体还没僵硬的时候量的。量到肩膀的时候，她摸到了那块疤。程振邦左肩有一块碗口大的疤，是山海关起义那年被清军的刀砍的。沈若薇当时手抖了一下，但没哭。她这些年跟着部队走南闯北，哭的本事早就忘了。
第二天，程振邦带的那个旅的兵集体来吊唁。三百多人挤在灵堂外面的院子里，有的哭出了声，有的咬着嘴唇不说话。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兵跪在灵柩前面磕了三个头，抬起头的时候满脸是泪。他说：“旅长，你答应的，打完武昌请我们吃红烧肉。”旁边几个老兵把他拉起来，他挣开又跪下去，磕了三个，再磕三个。沈砚之从条凳上站起来，走到那个小兵面前，把他扶起来。
“他欠你们的，我请。”沈砚之的声音很平。小兵看着他，眼泪还在掉，但嘴闭上了。
当天下午，沈砚之让炊事班杀了三头猪。整个旅在武昌城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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