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聋了半边。那个哭得最凶的排长叫孙二娃，其实是程振邦从路边捡回来的孤儿。这些人，沈砚之一个一个看过去，把他们的脸刻在脑子里。程振邦没说完的话，他替他说。程振邦没走完的路，他替他走。
船靠岸的时候，龟山脚下的墓穴已经挖好了。是北伐军的工兵连夜挖的，坑挖得方正，四壁拍得平整。墓穴旁边摆着一张石桌，桌上放着一壶酒和三只碗。沈砚之走过去，把酒倒进碗里。第一碗敬天。第二碗敬地。第三碗，他端起来，对着程振邦的灵柩举了举。
“老程。”他说。只喊了一声，就说不下去了。他仰头把酒喝干，碗摔在石桌上，碎成三瓣。
灵柩下葬的时候，太阳从云层后面露出来，照在龟山上，照在长江上，照在武昌城头那面新插的旗上。沈砚之站在墓穴旁边，看着土一锹一锹地填进去。最后一锹土盖上的时候，他转过身，对着三百多个兵说了一句话。
“从今天起，你们旅的番号保留。程旅长的位置，我来兼。什么时候北伐成功了，什么时候你们自己选旅长。”
三百多人齐刷刷地敬礼。沈砚之回了一个礼。然后他往山下走，没有回头。沈若薇跟在他后面，看见他的肩膀终于塌了一点。就那么一点。塌了半寸，又挺回去了。
当天晚上，沈砚之回到武昌城的临时指挥所。桌上堆着几十份电报和公文。孙传芳的部队正在江西集结，吴佩孚的残部退到了河南，北伐军下一步的战略方向需要重新确定。他把地图铺开，在上面画了几条线。从武昌到南昌，从南昌到南京，从南京到上海。北伐的路还长。程振邦没走完，他得替他走完。他把铅笔搁下，从口袋里摸出那枚青铜令牌。令牌正面的“正”字在油灯下泛着温润的光。他用拇指摩挲着背面的“霜”字。那块“霜”字已经被他的指头磨得光滑了些，但笔画还是那么深。
他忽然想起父亲沈仲山。父亲牺牲那年，他十七岁。父亲留给他的除了这枚令牌，还有一句话——“正霜二字，正心霜行。心要正，行要霜。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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