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出来的，你们不放心。但是你们的人犯了两个错误。”
他竖起一根手指。
“第一，你们的人跟丢了我以后，转而去跟清洁工。这说明你们知道我接触了谁。但如果日伪的人也在盯清洁工，你们的人跟过去就等于在清洁工身上多叠了一层关注。这会暴露整个行动链条。”
他竖起第二根手指。
“第二，今天上午那个年轻人的掩护动作太业余了。他翻书的节奏是均匀的，但真正在看书的人不会匀速翻页。他站的位置正对着缝纫铺的窗口，这说明他的监视目标就是我。但他没有注意到，对面灰楼二楼有一扇窗户里的人有可能正在用望远镜扫视街面。”
教书先生的嘴唇紧抿着。
沉默持续了很久。
然后他开口了。声音比平时低了半度。
“你说得对。”
三个字。没有辩解，没有解释。
余则成没有接话。他等着。
教书先生背靠在墙上，把手插进了长衫的口袋里。他的目光从余则成脸上移开，看着天井角落里那口积满了雨水的水缸。
“我们的同志，”他说，“大多是教师、工人、学生出身。有信仰，有勇气，但论特工的专业素养……确实差你不止一截。”
他的语气里没有委屈，也没有找借口的意思。就是一种干燥的、实事求是的陈述。
余则成第一次从这个人身上感受到了一种他在军统从未见过的东西。
坦诚。
军统的人犯了错误会推诿、会遮掩、会找替罪羊。毛人凤犯了错误会杀人灭口。戴笠犯了错误会用更大的阴谋来遮盖。
但教书先生犯了错误，他说的是：“你说得对。”
这三个字比任何花言巧语都重。
“南京的地下党，现在还有多少人？”余则成问。
教书先生看了他一眼。这个问题在情报工作中几乎等同于禁忌。但他还是回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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