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跃成员不到十个。三部电台，毁了一部，还有两部能用。交通员上个月牺牲了一个。”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声音很轻，像是在念一份悼词。
余则成没有说话。
不到十个人。两部电台。在一个被日伪铁桶般围住的城市里，这些人用不到十个人的力量，维持着一条通向延安的生命线。
他想起了重庆的军统电讯处。那里有几百号人，几十台电台，充足的经费，安全的大后方。但他们做的事情是什么？窃听同胞的电话，追踪进步学生，为高层的权力斗争充当工具。
而这里不到十个人做的事情，是保护千千万万中国人的情报安全。
这种对比让他的胸口发紧。
“跟踪的事不会再发生了。”教书先生说，“我会把你的原话转告给那个年轻人。让他学着点。”
“不用告诉他是我说的。”余则成说，“就说是你自己发现的。否则他会觉得丢脸。年轻人要面子。”
教书先生看了他一眼。这一眼里的内容很复杂，有意外，有打量，还有一丝余则成看不太清的东西。
也许是认可。
教书先生转身走向后门。他推开门的时候，停了一下。
“吕宗方同志也是从军统来的。”他没有回头，“他用了二十年证明了自己。”
停了停。
“你不需要二十年。但你至少需要让我看到，你愿意为了这些不认识你的人冒生命危险。”
后门关上了。天井里又只剩下余则成一个人。
水缸里的水面倒映着一小块灰白色的天空。有一只蚊子在水面上打转。
余则成站了很久。
他想起了吕宗方。想起了那个在贫民窟地窖里用最后的力气说出“延安”二字的人。他在军统潜伏了二十年。二十年里，他是余则成的上司，是恩师，是保护者。但他从来没有主动暴露过自己的身份。
他是用时间证明的。用一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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