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脑子。
伤是真的。但不致命，更不是活着的时候磕的。
收台的时候，周正堂让温则鸣缝合。年轻人拿针的手法他在旁边看着，一针一针，又密又匀，缝完还拿湿纱布把周围擦干净了。
“手上功夫谁教的？”老头一边脱手套一边问。
“自己练的。”
“拿什么练？”
“猪皮。”温则鸣说，“菜市场买的。练完红烧。”
周正堂：“……”
老头憋了半天，憋出一句：“倒是不浪费。”
当天傍晚，专案组成立。
会议室里烟雾缭绕，郑海峰把卷宗往桌上一拍：“案子性质变了，扼死伪装意外，这是有预谋的。人际关系摸排，重点两个方向，仇杀，情杀。死者一个家庭主妇，社会关系简单——”
“郑队。”底下有个老刑警举手，“丈夫呢？”
会议室里静了静。
这话谁都想到了，但谁都不太愿意先说。因为王维成有个大麻烦——
不在场证明。
案发当晚，晚上六点半到十点，王维成在公司加班对账，财务室走廊监控拍得清清楚楚，同事作证，十点零七分打卡下班，十点四十到家，发现妻子倒在浴室，打的120。
而根据最初的病历和尸温推算，张兰的死亡时间，在晚上七点到九点之间。
人死的时候，他在二十公里外的公司，摄像头底下。
“会不会是雇凶？”有个年轻刑警提出来。
“雇凶得给钱吧。”旁边的老刑警敲敲桌子，“他要有闲钱雇人，图什么？再说，雇来的人掐死人还知道摆个滑倒的姿势、算好后脑的着力点？这手法透着一股子熟——熟人，熟环境，不慌。”
“入室呢？”
“门锁完好，屋里无翻动，死者当天下午还在阳台收衣服。”负责现场的答，“生人进不来。进来了，她也不可能背对着人待在浴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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