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经办这起失踪报案的老民警，姓宋，已经调去看守所了。人被请回来协助回忆情况，五十多岁的人，进会议室的时候，背有点弯。
“卷是我办的。”老宋没绕弯子，“当年的情况：成年人，有出走诱因，有亲笔字条，按规定……不够立案条件。”
“字条送鉴定了吗？”
“送了初检。”老宋从包里掏出自己当年的工作笔记，纸都黄了，“结论是’基本相符’。我多问过一句，能不能做详细鉴定。上头说，警力紧张，成年人出走，字条初检相符，到此为止。”
他把笔记推到桌子中间，翻开夹着纸条的那页。
那页边角上，有一行他当年用铅笔写的小字，字很轻，像是不确定该不该写：
“其母坚称’妈’字笔迹有异。存疑。”
“我信了一半。”老宋声音哑了，“就是这一半，没顶用。”
会议室里没人说话。老宋站起来，冲着一屋子后辈，深深弯了下腰：
“这案子要真翻过来，替我，给老太太赔个不是。”
郑海峰起身把老宋送到门口，只说了一句：“不是你一个人的账。”
会议室里，郑海峰把这页复印件看了三遍，脸色一点比一点难看。
“人都埋土里了，字条从哪儿寄出来的？”
没人接话。答案明摆着：寄字条的，就是埋人的。
“她母亲当年信了吗？”温则鸣问。
调卷的民警翻着记录，声音低下去：“没信。卷宗里夹着她的材料——三年里，她跑了派出所十一次，分局四次，信访两次。每回的说法都一样：”
“‘我闺女再气我，生日那天也会给我打电话。她三年没打了。’”
“最后一次来是去年冬天。接待记录上写着，工作人员劝她接受现实，她坐了一下午，走了。之后没再来过。”
会议室安静得掉根针都能听见。
一个母亲，用十七次奔走，对抗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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