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坐回程车。留下不等于直接录用。青川按岗位重新面谈，十一个人不适合酒店夜班，其中六人愿去洗衣房和厨房，五人领取两天食宿与回程费后离开。最终录用四十二人，没有一人向青川支付培训费。
劳务行当天扬言再也不给我们送人。三个月后，它换了一份四页合同回来：工资直接发本人，介绍费由用工方按实际留任人数支付，证件不得扣留，离职只结已发生的住宿与物品损失。红姨仍嫌字小，让他们把工资、收费和离开办法印在第一页。改完后，我们才恢复合作。
这件事让培训楼越来越像一间学校，又不像学校。红姨不教人怎样笑得好看，先教四样：认自己的名字、认工资总额、认扣款项目、认紧急出口。会写字的人签全名，不会写的人可以按手印，但必须由一名与劳务行无关的人把内容读完，再让本人复述。复述不清，手印便不收。
有人问红姨，若一个人始终不识字，是不是永远不能工作。红姨说看懂不等于会读每个字。你可以请人读，可以画自己认得的符号，可以把工资分成看得见的几格；最怕的不是不会写，是别人替你说“你已经懂了”。
月桂那时已经在白鹭四年。
她从当年穿红鞋、背四千六百元假债的姑娘，变成培训楼夜班管理员。新来的年轻人不知道她过去，只知道她每天收三次黑木牌：上班、回楼、请假。牌不代表谁属于酒店，只代表当夜还有谁需要确认安全。她发工资时总把扣款栏先念，即使那一栏写零。
二〇〇二年九月，月桂收到家信，母亲病重，弟弟准备把家里最后一块田租出去。她向红姨请两个月假，后来又改成辞职。白鹭愿意保留岗位，青川酒店也缺楼层主管，她仍决定离开澜城。
我问月桂：“是工资不够，还是这里有人让你不舒服？”
月桂回答：“都不是。我欠苗姐的钱早就没有了，可我留得越久，别人越只记得我是在这里被救出来的。我想回去的时候，名字前面不再带白鹭。”
她没有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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