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用我的名字。若将来必须告诉她，要先说他做过什么，再说别人让他做过什么，不能只说他是替川老板办事，也不能只把他写成受害人。
我问：“你觉得自己算哪一种？”
他想了很久，说：“拿过方便，也怕过丢工作。开始是我答应，后来有人默认，最后谁都说停不下来。你们若一定要给我一种身份，就写司机。车从哪里开到哪里，总还有一张单。”
那天我第一次明白，知道一个人的伤疤、住址和母亲电话，并不等于真正知道他。生意做大以后，我把“知彼知己”用来调查合作方的成本、弱点和退路，以为资料越全，局面越稳。阮文山却让我看见，若所有真相只由最强的一方保管，所谓知彼只是把别人装进自己的抽屉。
老阮把副本放进铁柜前，先让我看柜里没有别的青川文件。他说他替侄子保管，不替我，也不替自己十二万元的旧账。哪一边先拿这本册子压另一边，他就把原件交给第三人。
我同意。那是一个不信我的安排，却比一句“我相信川老板”更可靠。
老阮拿副本时问，为何写第七，不直接写真名。顾北山说编号来自一九九九年洪水临车单，自己习惯沿用。老阮听后脸色变了一下，没有解释。
我追问临车七是什么。老阮回答洪水时第七支临时车组，自己领过调度纸，早已泡烂。黎真查灾后索引，确有“临车七，北线转运，另附七人联络表”，附件缺失。大家当年只核人齐、车费结，不再追一张没有金额的联络纸。
顾北山把七行名单按洪水联络表顺序重抄，只是为了把旧事聚在一起。赵坤为何在第五行，是因为他的货车和发电机后补；我为何在第六行，是当时总调度签字。阮文山二〇〇一年才进车队，不可能在一九九九年原表，却被顾北山作为账外第七写到末尾。
两张名单因此会产生一个误导：看到水痕旧纸的人会以为第七个名字也来自洪水；看到顾北山新索引的人又会以为七个人当时全在。真正情况是六个旧联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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