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编号。纸本账里只有与之相近的差旅费、顾问费和仓库损耗，金额拆得很小，分散在不同公司。方启荣负责最近两年，之前还有别的财务经手。自称“白先生”的人并非临时拉拢三个人，而是沿用一条已经存在多年的付款通道。
傍晚六点，一封从河内寄出的快件送到青川酒店。寄件人叫吴程，是我二〇〇四年做仓库生意时认识的华商。他在河内经营进出口，平常愿意接我的电话，却从不替我处理澜城内部的麻烦。信封里有一份产权通知：一家以我姓名登记的河内货运办事点申请更换负责人，理由是原负责人贺青川已于八月十八日死亡。
申请材料在八月十八日晚九点十分签署。那时我正在周年宴上，阮文山也还没有死。
通知背面写着吴程一句手写话：你在河内还有一笔活账，先别急着死。
我给吴程打电话。吴程确认办事点真实存在，过去四年按时缴租、进货和结算，从未欠他的仓库费。经办人每年只出现两三次，使用我的姓名与证件，右眉有一道疤。吴程见过我本人，也见过阮文山，却一直以为后者是我安排的代表，因此没有追问。
八月十八日下午，阮文山没有去河内。替办事点提交更换申请的是一名戴眼镜的年轻人，带着阮文山签好的授权。此人听说我在澜城死亡后，要求当天完成变更，像早已等着死讯。
吴程暂停了手续，但只能保留四十八小时。办事点涉及的不是权力人物，只是一处仓库、两辆外地货车和三份长期货运合同；金额不算大，却连接十七份代签文件中的四份。只要负责人换掉，阮文山过去留下的原始签收单就会同时被带走。
我请吴程继续压住四十八小时，不要求他替我抓人，也不要求他封仓。吴程答应接我电话，是因为多年货款从未迟过；若让我一句话便替我收拾所有问题，那份关系反而不真实。人能借给你的，通常只是他权限以内的一扇门，不是整座城。
晚上八点，白鹭坐满了人。没有主持人，也没有挽歌。司机、仓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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