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九点，陶爱民把红旗镇从头到尾走了一遍。
看考场是幌子。红旗中学他就读了三年，哪间教室门歪、哪张桌子缺角，他闭着眼都数得出来。他要看的，是1990年6月的红旗镇——用三十七年后的那双眼睛，重新看一遍。
镇子就一条主街，两里地长。供销社刚开门，营业员在用鸡毛掸子掸玻璃柜台，柜台里摆着的确良衬衫、暖水瓶、搪瓷盆，一台红灯牌收音机摆在最显眼的位置，标价七十六元。门口的公告栏上贴着一张红纸：化肥供应通知，尿素每担上调一元二。
粮站在供销社西边。院子里停着三辆拖拉机，几个农民蹲在树荫下抽烟袋，等着交定购粮。过磅员扯着嗓子唱秤，唱一声，记账员在册子上划一道。
信用社在粮站斜对面，一扇绿漆铁门，门口小黑板上是粉笔字：六月国债（国库券）到期兑付启事。
陶爱民在黑板前站住了。
来了。他这一趟出门，真正要找的，就是这几个字。
他推门进去。营业厅很小，一张柜台，两个窗口，开着一个。柜台里的女营业员三十来岁，正低头拨算盘。
“大姐，问个事。“他把声音放得客气，“国库券，咱这儿能买吗？“
女营业员抬起头，上下打量他：“买那个做啥？又不能吃不能喝，压三年才到期。“
“上海能卖不？“
“卖？“女营业员笑了，像是听见什么稀罕事，“小伙子，咱镇上去年有个老师，家里攒了两千块国库券，急用钱，拿到县城人民银行去兑，人家告诉他，只收兑到期的，不到期的想变现，得去上海的转让柜台——你猜怎么着？他大老远跑了一趟上海，两千块的券，卖了二千一。“
“多卖了一百？“陶爱民问。
“是啊，你说怪不怪。“女营业员把算盘一推，“咱这儿人人把它当死钱，上海人倒拿它当宝。前年还有人拿国库券抵电风扇钱，抵得比现金还少两成——你说这东西，到底值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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