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钱公道，不挑不拣，现钱。
收摊前，树荫底下那个叫老周的票贩子踱了过来，绕着他走了半圈，皮笑肉不笑：“学生伢，行情挺熟啊。哪位师兄带的道？“
“没人带。“陶爱民把最后一沓券点完，记上账，才抬起头，“报纸上念的。人民银行发的兑付办法，广播里也念，七月底还登了报。周师傅要是有空，也该去念一念——您那个七十五，压得太狠了，迟早把客人压到别处去。“
老周噎了一下。压价压到什么数，是票贩子吃饭的本事，也是外人摸不着的底；这话从一个学生嘴里出来，等于被人隔着衣服点了穴。他盯着陶爱民看了半天，忽然换了副面孔，递过来一根大前门：“兄弟，个人物。往后汉丰地面上有事，东风路找我。“
陶爱民接了烟，别在耳朵上，没点。他清楚，这种人得罪不得，也交不得——接烟，是给面子；不点，是留分寸。
晚上，他住进火车站边上的一家大车店，五毛钱一个通铺。屋里横七竖八睡了十几个跑脚的，汗味刺鼻。他把两千块面值的券分作三处：一沓缝在裤腰里，一沓塞进帆布包夹层，最后一沓用油纸包了，塞进枕头套里自己脖子底下。前世的行李从来不用自己操心，这一世他睡通铺，头一挨枕头就睡着——心里有数的人，觉都沉。
第二天，他换到了郊县临湖镇的集上。
照旧在信用社门口，照旧八十二上下的价。上午顺当，收了面值七百多。晌午出了岔子——一个精瘦的汉子挤到他跟前，眯着眼上下打量：“小兄弟，哪条道上的？谁带你来的？“
周围卖券的人往后缩了缩。陶爱民认得出这种人，不是黑道，是地头蛇，混口饭吃的。他把作业本合上，声音不高不低：
“大哥，我是学生，临江念书的，跑一趟挣个学费。“他顿了顿，把话替对方说破，“您收七五，我出八十二，货往我这儿流，您心里不痛快，这个我懂。可这买卖没有道，只有价——您往后出八十四，我扭头就走，这个集让给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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