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规矩、有缝隙。合肥的路怎么走通，等到了合肥再说——先把脚下的路走稳。
夜里十一点，车过一条大江，桥很长，钢梁一根一根从窗外掠过去，车轮的声音变成轰隆隆的一片。对岸的灯火铺开来，一眼望不到头。
上海快到了。
陶爱民把额头抵在冰凉的车窗玻璃上，在心里把账又算了一遍：两千五的面值，上海柜台要是挂九十七块五，就是两千四百三十七块五；挂九十五，是两千三百七十五；就算砸到九十二，也还有两千三百——本钱两千，路费饭钱六十块，怎么算，这一趟都亏不了。
这笔账他算过不下二十遍。可他还是又算了一遍。前世审过的可研报告里，凡是拍着胸脯说“稳赚“的，他都要打回重做——世界上没有稳赚的买卖，只有把最坏的情况算清楚了的买卖。
车轮的声音慢下来。广播里的女声报出站名，普通话，末了又用上海话报了一遍。
车停了。人潮涌向车门。
陶爱民最后摸了一次腰，把帆布包的带子勒紧一扣，随着人流下了踏板。
一九九〇年九月三日，清晨五点五十，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