爪上，继续盯着巷口。
刘婶住了对门，退休前在街道卫生所干过，算半个医生。老李被带走那天医生说的话她听明白了——肺上的毛病，拖得太久了，这次恐怕……她没往下想，只是每天按时过来给阿黄送吃的。老李走的时候什么都没交代，就搁在床头柜上五十块钱和一张纸条，写着“麻烦照看阿黄”。那字写得歪歪斜斜的，最后一笔拖了很长，大概是写到那儿没力气了。
头七那天，刘婶把老李的妹妹从城东叫来了。老李的妹妹叫李秀兰，五十多岁，跟老李差了十来岁，兄妹俩这些年走动不多，也就逢年过节打个电话。李秀兰来了之后在屋里转了一圈，翻出老李的存折和房产证，又看了看那些旧家具，最后站在院子里看着阿黄发呆。
“这狗怎么办？”李秀兰问刘婶。
“你想怎么办？”
李秀兰皱着眉头：“我那儿住楼房，六楼，没法养狗。要不……送人？或者送收容站？”
阿黄趴在地上，耳朵动了动，它听不懂“收容站”是什么意思，但它听出李秀兰的声音里没有善意。它站起来，走到藤椅旁边趴下了，下巴搁在老李常坐的那把藤椅的前腿上。藤椅是老李夏天在旧货市场上淘的，十块钱，藤条断了好几根，老李用尼龙绳密密麻麻地缠了又缠，椅面上还铺着一块蓝布棉垫，是老李自己缝的，针脚歪歪扭扭的。
李秀兰看了一眼那把破藤椅，叹了口气，没再说送走的话。她在屋里住了三天，收拾了老李的一些衣服和杂物，走的时候给刘婶留了二百块钱，说“先帮着喂着，等我找着合适的人再说”。刘婶接过钱，什么话也没说。
阿黄不知道这些。它只知道从某一天起，屋里彻底没人了。门锁着，窗帘拉着，老李的气味一天比一天淡。头几天它还能在门缝底下闻到一丝烟草味，那是老李身上最顽固的味道，抽烟抽了四十年，连被子褥子都是那个味儿。可到了第四天、第五天，门缝底下只剩下一股潮乎乎的灰尘味。阿黄在门口转来转去，呜呜地哼，爪子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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