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下门板，又不敢使劲——老李说过“不许挠门”。
它就趴在门口，等着。
刘婶早晚各来一趟，把饭盆放在它跟前，换了清水。阿黄每次听到刘婶的脚步声都会支棱起耳朵，等看清来的是刘婶而不是老李，尾巴就耷拉下去，但还是会站起来，绕到刘婶脚边蹭一下——老李教过它，见人要打招呼，不许没规矩。刘婶每次都蹲下来抱抱它，跟它说几句话。阿黄就安静地听，虽然听不懂，但有人跟它说话总是好的。
到了第十天头上，巷子里的邻居们开始议论了。住在巷尾的老赵头提出来要把阿黄牵走，说他厂里看大门缺条狗，阿黄这体格正合适。刘婶没应声，只是说“再等等”。老赵头嘟囔了两句“一条土狗值当什么”，背着手走了。阿黄不知道那天差点被牵走，它只记得老赵头来的时候指了指它，手指头戳过来的方向带着一股生人的味道，它站起来退了两步，喉咙里滚出一声低低的闷响。
刘婶后来跟街坊们说：“你们谁也别打阿黄的主意。老李走的时候把它托付给我了，我就得管到底。”
其实刘婶心里也没底。她六十出头的人了，自己身体也不算硬朗，养一条大土狗不是闹着玩的。可她每次看见阿黄趴在那把藤椅旁边，下巴搁在椅子腿上，眼睛半睁半闭地盯着门口，她就想起老李坐在藤椅里抽烟的样子——一人一狗，一坐一趴，半天不说一句话，可那个画面比千言万语都瓷实。
秋深了。巷子口那棵老槐树开始掉叶子，先是零零星星几片，后来越掉越多，风一吹，黄叶子打着旋儿往巷子里灌，落在墙根下、门槛边、老李家的院子里。阿黄每天趴在门槛里头，看着落叶一片一片落下来，忽然有一天站起来，走出门槛，用嘴叼了一片最大的梧桐叶，转身回屋，把叶子放在藤椅底下。
第二天又叼了一片。第三天也是。
刘婶开始没明白它在干什么，后来蹲在门口看了半天，忽然回过味来——老李活着的时候，每天下午都会拿把秃扫帚扫院子里的落叶，扫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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