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虽没有明确是性恶，但是却偏恶，是人性。中西这种早期殊途，在后来儒家和希腊哲学的发展中，越行越远。对现今中西方人民的思想思维影响深远。如罗马的国教基督教，它明确指出了人人生来带有原罪，直接给人性论下了最简洁的定义。随着罗马帝国疆域的扩大，基督教对人性的假定对后来的西方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
而在中国儒教倡导的更多的是仁政和德政，说明其在人性论的假设中，是偏向于善的。孟子明确指出：“人之性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无论是儒家的内圣外王，还是修齐治平，以至于其基本的由己推人，都是建立在人性善的基础之上。
历史再次比较。稍早于文艺复兴的宋明理学，是儒家继董仲舒之后的第二次变形。但是其性善论的人性假设没有变。朱熹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存天理，灭人欲。”理是无有不善的，不善在气质之性，天命之性却必为善。明朝大儒王阳明也说：“性无不善，则心之本体，本无不正也。”儒家向理学的转变，没有改变其性善论的理念。
而西方稍后的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又做了些什么呢？路德和达尔文宗教改革的本身，并没有否定基督教的核心理念，因此其对于人性的取向，同样是性恶的。
他们都认为，人“倘若不被管束，那么在凶暴残忍方面，他就会远胜过所有凶禽猛兽。”而稍后的胡克尔更是说道:“除非假定人的劣根性比野兽好不了多少，并针对这种情况作出规定，以防范人们的外部行动，使他们不致妨碍所要组成社会的公共福利，除非法律做到这种地步，它们便不是完善的。”他们认为权利如果不走向**，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而这一切，无不建立在人性本恶的基础之上。
在性善论的前提下，强调的是“以德治国”。而性恶论强调的是“依法治国”。性善论期冀“人性”，性恶论指望“制度”。明君千载难逢，制度一劳永逸。寄托明君和清官，成了中国民众几千年颠扑不破的梦想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3页 / 共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