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以为规划国家大计，犹如建筑一个大房子一般，须有全部计划，先把图样绘出来，然后才可按照图样逐步兴建，倘若没有全部计划，随便建筑几间来住，人口添多了，又随便添筑几间，人再多，就再添筑，结果必是杂乱无章，拥挤不堪。要想继续住下去，无奈人口太多，实在挤不下；要想拆除别筑，那就费事太大了。西洋的资本帝国主义，就是犯了这个毛病。因此，我们此次制宪应当仔细斟酌，不能照抄欧美宪法，瞎子跟着瞎子走，一齐跌入陷坑。
规划国家大计，目光至少要看到五百年以后，断不能为数十年计，或一二百年计。亚当·斯密著《原富》一书。缺乏此种目光，行之未及百年，即弊害百出，种下社会革命的祸胎，由资本主义的盛行，酿成世界第一次大战，跟着又要第二次大战。假使他的目光能注意到今日，或许不至倡出那种说法。孔子《礼运》大同之说，目光注及数千年后，而下手则从小康做起，这即是先把全部房子式样绘出，一步一步地建筑，孔子死了二千多年，他理想的世界尚未出现，其学说的价值不惟不因之而损，反愈见其伟大。他悬出一种目标数千年俱走不到，于是数千年以后的人俱有路可走，不像亚当·斯密、达尔文诸人的学说，行了数十年，百十年，即无路可走，处处碰壁，非打仗不可，而且打了仗还是不能解决。所以我国此次制宪，须有远大的计划，即使中间有几部分一时不能实行；但既垂为宪法，定出了目标，大家望着走去，步法才不至紊乱，才不至彼此相碰。
先谈政治方面：
他以为要行民主共和制。办法很简单，只消把真正君主**国的办法打一个颠倒，就成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了。君主**国是一个人做皇帝；我们行民主共和制，是四万万五千万人做皇帝，把一个皇帝权剖成四万万五千万块，合伙做一个皇帝，现在就要研究这每块皇帝权如何行使了。
我国从前的皇帝要想兴革一事，就把他的主张提交军机处，由军机大臣议决了，就通饬各省，转饬各县，以及各乡村照办，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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