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道：“不错。”
苏轼又说：“上之所向，下之所趋，上兴德则下行善。陛下宜从远处看，从大处想，区区贡举之法，有何关碍？”
苏轼不仅文才好，口才也好。今天面君，口若悬河，侃侃而言，赵顼认真的听着，细细的咀嚼着，不觉为之倾倒。他说道：“听卿议论，可以忘倦解困，释疑增知。变革贡举一事，朕已知卿意。”略停一停，又问：“方今政令得失如何？朕有何过失，也请直陈。”
苏轼说道：“臣以为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惟此三事，恭请圣虑。”
赵顼点头答道：“朕当熟思。”
苏轼退出崇政殿之后，赵顼仍在崇政殿里思考着。他考较着苏轼的每一句话，他的思维在苏轼的这篇奏折里驰行，已经冲不开苏轼的逻辑之网。他在缓缓的踱着，每一举步都有点迟疑不决。也失去了往日的节律，时急时缓，时轻时重。
但是，王安石是把贡举取士的变革作为第一步的，如苏轼所说贡举不必变，这第一步没有跨出去，后面的事如何措置？他只有问王安石了。他吩咐张若水：“即刻召王安石见驾。”张若水问道：“已经午时，陛下是否用过午膳再召见王大人？”赵顼说道：“见过安石再用午膳。”
苏轼上表言贡举不必变，如果仅仅是上表，或许会给赵顼压住。偏偏苏轼心中藏不住话，在史馆对同僚说了，于是很快便传了开去，既传到了范镇手里，也传到了吕惠卿手里。所不同的是，范镇、司马光和范纯仁三人是把酒相庆，吕惠卿却是窝了一肚皮的火，并且想把这火撒到苏辙头上。
此时的吕惠卿已经把自己和变法捆绑在一起，制置三司条例司便是他驻守的营垒。在条例司内，吕惠卿实际上已成了除陈升之和王安石之外的领袖人物。尽管就职务上说，他和苏辙同是条例司检详文字。苏辙性格内敛，喜怒不形于色，与乃兄苏轼大不相同，但对条例司诸事的见解，却与吕惠卿多有抵牾。苏辙在条例司不得意，因王安石对他甚为尊重，一众同僚明面上也还过得去，又有章惇的维护，还能勉强待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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