窟窿眼儿,我觉得太费事,再说又不打万年桩,抱着这样的想法,就没拉什么顶。
床呢,就是集体宿舍的那张单人床,居然也用它睡了好几个月,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不方便之处。后来厂领导出于关心知识分子,让行政科借给我们一副床板,共两张,拼起来约有四尺宽,但妻子觉得它太硬,就没采用。当然我们也不会让它闲置着的,我们找来一些砖头,把木板垫起来,当长条桌使用。
在此之前,我们的桌子是由我的木箱来充当的,至于凳子,将脸盆倒扣在地上就成了……告诉你,这就是我们最初的新房。我敢拿十元钱和你打赌,从今以后,你再也看不到像这样的新房了(至少在我们这个地方)。
现在,我就经常拿这个事例来教育我的孩子,还有我的那些学生们,在他们面前,我经常毫无愧色地把自己塑造成“自力更生,白手起家,艰苦奋斗”的一个典范。我对他们说:这样的奇迹,你们这辈子包括你们的后代恐怕是再也创造不出来了。
说真的,我不知道时代是不是真的进步了,我也不知道现代青年人的生活质量到底是不是真的提高了。我只知道,我和妻子的婚姻之所以经历几次波折而能一直维持到现在,与抗震棚“新房”的这段经历恐怕不无关系。我心里曾一直暗暗打算,一定要把我的这段经历写到我的小说作品里去。我自以为这是我的──至少是我们这代人特有的生活体验。
直至现在,当我回想起我20多年的婚姻史,我还是坚持认为,住抗震棚那四年的时光是最难忘也是最快乐的。
10平米左右的窝棚里空空荡荡的,除了上面提到的单人床,两块床板,几只箱子(用砖头垫着)和一些锅碗杯盆,几乎什么也没有。
我们唯一“值钱”的家当是妻子带过来的一台老式笨重的录音机,只要我们在家,它总是响着声音陪伴着我们。后来孙燕听说我弟弟报考研究生需要用录音机学外语,她便毫不犹豫地送给了他。
我们烧饭用的那只破煤油炉还是孙燕当年下放农村时用过的,现在的小青年已经无法想象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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