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用罢职闲居已久的仇鸾为宣府、大同总兵，使被贬的赵文华重新入朝。还把许多落职滴居的官员罗致门下，成为自己的党徒心腹。于是其亲信遂以掌握了部院大机，遍布要津。
这些亲信大都是通过贿赂严嵩或是以同乡、亲戚等关系得以晋升复职，但严嵩并不是任人唯亲，也能用得其人。比如赵文华在平定东南海患方面就有所建树。此外，严嵩势大，趋炎附势官员也不在少数，“士大夫辐辏附嵩，时称文选郎中万寀、职方郎中方祥等为嵩文武管家。尚书吴鹏、欧阳必进、高燿、许论辈，皆惴惴事嵩。”（《明史列传196》）
严嵩倒台之后，“时坐严氏党被论者，前兵部右侍郎柏乡魏谦吉、工部左侍郎南昌刘伯跃、南京刑部右侍郎德安何迁、右副都御史信阳董威、佥都御史万安张雨、应天府尹祥符孟淮、南京光禄卿南昌胡植、南京光禄少卿武进白启常、右谕德兰谿唐汝楫、南京太常卿掌国子监事新城王材、太仆丞新喻张春及嵩婿广西副使袁应枢等数十人，黜谪有差”（《明史列传196》）。这还不包括那些官职小的和转向快的，可见其扶植势力之广泛。
最后，“花无百日红”，已经八旬的严嵩已经再也无力也无法将皇帝的宠信“进行到底”了，儿子世番虽有才具，但“剽悍阴贼”，不知收敛，贪财犹在乃父之上。终被新崛起的大学士徐阶以“通倭”罪将其定罪戍边，后斩首。随后严嵩也被抄家，贬为平民，两年后郁郁而终。“嵩窃政二十年，溺信恶子，流毒天下，人咸指目为奸臣”（《明史列传196》）。
曾经何等风光无限，但机关算尽之后，最终下场不过如此，权力的倾轧没有永远的赢家，这是权臣的命运，也是皇权政治的必然。所以谷应泰曰：“非特嵩误上，而实上误嵩。”（《明史纪事本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