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如果这样，接着的计划会考虑保守点。但是，如果计划执行结果连续多年超出计划，总是超出十几个甚至二十多个百分点，就一定会使计划制订者这样考虑：“看来影响经济发展的还有一些不可知因素在起作用，它们能够从正面影响经济增长，使按照物质条件设计的计划总是被突破！”所有的这些已经给左倾冒进思想提供了良好的生存土壤。然而计划制定都是尽量穷尽所有物质因素来做的。而不是人们说的是靠拍脑袋决定的，再说了，当时中央领导人本来也没有把握多少经济建设的方法，只是简单的参照苏联的模式制订本国的经济发展方略。接连的喜讯冲昏了领导人清醒的头脑。
1958年5月，ZG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尽管这条总路线的出发点是要尽快地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但由于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根本不可能迅速地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总路线提出后，执政党发动了“大跃进”运动。
“大跃进”运动，在生产发展上追求高速度，以实现工农业生产高指标为目标。要求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成倍、几倍、甚至几十倍地增长。
“大跃进”运动在建设上追求大规模，提出了名目繁多的全党全民“大办”、“特办”的口号，例如，全党全民大炼钢铁。在这样的目标和口号下，基本建设投资急剧膨胀，三年间，基建投资总额高达1006亿元，比一五计划时期基本建设总投资几乎高出一倍。积累率突然猛增，三年间平均每年积累率高达39．1％。由于硬要完成那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必然导致瞎指挥盛行，浮夸风泛滥，广大群众生活遇到了严重的困难。
1958年至1959年间，一号和中G中央曾努力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压低1959年的工农业生产指标。八届八中全会错误地批判所谓PDH右倾反党集团，及随后全党展开“反右倾”斗争，使纠正错误的努力中断，而党内左倾错误更加发展。
1960年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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