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统建立之初，中国并不在其贸易管制范围以内。美国对中国的贸易管制政策之形成，不仅与美苏冷战有关，而且与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密切相连。
太平洋战争结束以后，美国亚洲政策的主要目标是阻止苏联的影响越过传统的范围，美中合作乃是这一战略的基石，日本将被置于美国的严格管制之下，把它改造成为一个和平、民主的国家。仅就其中的经济政策而言，美国采取了两项相互关联的重要措施。其一，拆迁日本的过剩工业设备作为对被侵略国家的赔偿；其二，对日本的对外贸易实行管制，轻工业作为出口的支柱产业。
这些政策提出不久，就遭到以参谋长联席会议为首的陆海军势力和以凯南为首的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的批评和抵制，二者共同推动着美国对日政策的根本Xing转变。苏联断然封锁柏林之际，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战略反攻，国民党政府的统治摇摇欲坠。这种急遽变化的形势，迫使美国政府重新估价整个亚洲的力量对比，调整并制定新的战略方针，更紧密地将其亚洲战略与美苏在欧洲的对峙联系在一起。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先后通过NSC13／2和NSC13／3文件，决定停止实行战争赔偿，推迟对日媾和，将日本经济复兴作为首要任务。与此同时，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肯定当前对华政策的目标是阻止中国成为苏联的附庸。NSC41文件指出：在中国目前确实存在着与苏联摩擦的萌芽，美国必须动员其政治、经济力量，建立中美之间的正常的经济关系，促进中苏分歧的发展。这方面真实地反映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其实就是利益关系，并不在乎阵营。
尽管美国在中国的投资数额很小，美中贸易在美国对外贸易总额中的比例也不大，但是中国市场对亚洲其他非共产党国家的经济复兴具有重要意义。日本经济如果不与中国进行相当数量的贸易，就不能恢复自立的基础。对华贸易管制水平应该比对苏联、东欧国家缓和。当然，一旦当美国运用经济手段迫使中国远离苏联的政策失败以后，美国应该动员西方的政治经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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