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达民意，对上应为民请命、恪尽职守，换而言之，士大夫应为皇家与下层百姓的调和剂，帮助皇帝了解民意、顺应民意，帮助百姓争取利益，最终达到《礼运大同篇》中所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之政治理想。【醉书楼小说网,轻松阅新体验WWW.zslxsw.\\com]
然而赵昺以为这也为大宋屡遭劫难埋下了祸根，他们选择了依附性最强的士大夫共治天下，其实也就选择了自己的命运。在他看来“功名富贵”与“治国平天下”两种价值定向在士大夫身上并非相饽，应该是可以共存的，毕竟人皆非圣贤，在心理的深层，仍潜伏着的，可以被压抑，却不能被消灭，时不时的还会冒个泡的。
“治国平天下”是基于儒家内核文化而产生的道德规范，它要求社会成员理智地压抑个人的和本能，服从社会群体谐调发展的需要，以“仁”的理性去消融任何个性要求，将国家及君主的利益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经过长期历史沉淀，它已成为一种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深深地扎根于整个文化教育之中。
赵昺以为错就在双方都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宋之历代君主礼遇士大夫，给以超过前代的优厚俸禄，最终形成一个只追求集团利益的官僚政治体制，培养出一种缺少进取精神的士大夫人格，官僚士绅体系膨胀到了难以置信的地步。最后的结果，就是儒家发展成儒教，满口仁义道德，一心男盗女娼。
而自儒家发展为儒教，等级尊卑秩序得到了空前的强化，士农工商，士的等级最高，与皇权共治天下，宋朝大臣文彦博曾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至此宋朝的士大夫彻底抛弃了为百姓立心立命的职责，与百姓站在了对立面。
正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除了读书考取功名、入官为士之外，军人、工匠、奴仆、娼妓之流自然皆是地位低贱。在此种严格的等级尊卑的秩序下，军人、百姓过着毫无尊严的生活，民族内部出现了难以愈合的阶级裂痕，等级压迫让汉民族不再是一个无坚不摧的整体，而是各个阶级互相敌对、仇视的散沙化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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