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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人也说过“君以国士待我，我当以国士报之！君以路人待我，我以路人报之！君以草芥待我，我当以仇寇报之”，当一种制度让精英阶层把普通民众当作奴隶而没有丝毫怜悯的时候，当一个朝廷从来没把黎民百姓当人看待过的时候，结果便是‘国不知有民，民焉知有国’……
赵昺觉得自己在待下去已无意义，不待酒宴开始便离开了青林寺，见他不悦，闭着眼在车上打盹，马端临等人也不敢言语，马车就在一片沉默中驶向城中。
“自己当如何应对这种局面呢？”赵昺在摇摇晃晃的车中假寐，但脑子却没有闲着，依然在思考着前边的问题，他明白一个没有反思自己的错误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一个大国的败落、一个大民族的衰亡必然是内因起着主导作用，唯有静下心来认真的反思自我，总结经验教训，以史为鉴，痛改前非，方可避免我们民族再次沉沦，亡国固然可怕，但是比亡国更可怕的是一次次重蹈覆辙，而他也不想重蹈覆辙。
大宋自太祖立国至今已经二百余年，曾两次面临亡国之危。赵昺以为在宋室南渡之时本就可以重新布局，开拓一个新的政治空间，但士大夫官僚依然遵循北宋纳币和辽的集体法则，在钳制武人的信条中苟安一时，绍兴十一年的岳飞之死，不仅象征着一个历史困境中英雄的悲剧宿命，也标志着宋代政治又一次永久地封闭在历史的困境中。
我们看到的是，南渡之后，固然有不少士大夫摆脱了北宋末期功名官场的污浊气，不时显露出纯洁高尚的灵魂，也并不是都如此疯狂地热衷于利禄，追逐、角斗于官场，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的。特别是到了亡国之祸临头，大难从天而降，我们也确实在许多士大夫身上依稀看到了儒家人格原型。
但更多的却是“殉情”和“移情”，以及另一种以“经世致用”为目标的新功利型“移情”。对于侥幸逃过亡国的儒教士大夫而言，只要儒教的道统还在，儒官高高在上的阶层地位还在，军人等其他低贱的阶层不至于翻身而上，那就无所谓。
而奴事于异族政权的士大夫们，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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