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俨然成为了超越地域的共识。运河边的山东士人也发出这等警语：国家建都幽燕，北无郡国之卫，所恃为腹心股肱者，河南、山东、江北及畿内八府之人心耳。其人……一不如意，则轻去其乡；往往一夫作难，千人响应……南方士人力主南迁，一直没有成功过，有一位叫做李塨的大臣南迁未果后，竟痛哭道：天意不使南也，已矣！
不过赵昺以为明代的移民政策之所以光受江南士人的不满，还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科举和经济问题。
科举优势对官僚群体有着直接影响，，虽然明代为了搞好地域平衡，在科举名额的分配上煞费苦心，明初江南人在进士总数中比例不高，在明末则稳定在15%以上，在崇祯时期更在20%-30%之间，这个比例实在是不高，但江南士人在科举中的优势还是无法阻挡。
明初江西士人是科场霸主，到了中期浙江士人后来，到了晚明，南直隶的士人最终登顶。据学者统计，从万历十年至崇祯三年，内阁成员共四十七人，共有三十三人来自南直隶、浙江、江西、福建等南方地区，占总人数的七成。
赵昺还听说过一个说法，正是由于明代中期江南士人组阁掌权，才导致了明朝的衰落，直至灭亡。对于此他以为不过就是我们常说的‘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明代江南士大夫的崛起其实只是这个规律的体现罢了。
明朝初期，朱元璋可以利用漕运将江南的财富运到北方，利用科举打压江南士人，使其难以进入权力高层。但是随着明廷对江南经济的依赖越来越重，这种格局终于被打破。
虽说南方人在明代长年受到打击压榨，但到了明朝后期，江南的底气忽然硬了起来。最显著的对比是，开国时期，朝廷可以随意对江南施加重税，漕粮白粮也可劲的往江南人头上加征，到了明末，帝国却很难再从江南予取予求。
要知道，江南人多地少，单位土地可投入的人力大大高于北方，土地产出也悬殊，而江南庞大的工商产业却完全在征收范围之外。因此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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