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地方的士绅相比，江南的士绅可以多种经营，集地主、商人、士大夫于一体，在乡党的庇护下，晚明的江南实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繁荣确保社会地位的稳固。
江南士人腰杆变硬背后，是他们经济实力与政治地位的稳步提升。明初被朝廷有意压制的南方人，终于在晚明迎来了全面复兴，江南士大夫在张居正和魏忠贤倒塌的两次政局大变动中都捞到了相当多的政治资本，中央决策层江南士人显著增加，并在某些时点获得了压倒性的优势。
万历二十一年，当内廷提出苏杭织造钱粮拖欠过多时，内阁首辅王锡爵就拿出‘苏松重赋’的说辞，同时提出连年水旱、倭寇肆虐等理由推脱。崇祯九年，局势更加恶化，武生李琎提出让江南大户捐钱，另一大学士钱士升立即挺身阻止，甚至认为此举将激起民变，要把对方捉拿*******南人最知名的政治团体要数东林党，这个起于无锡东林书院的士大夫集团在中文互联网历史圈争议极大，而赵昺以为他们的崛起无论对朝廷还是他们，这都算不上好消息。国家收不抵支，清查田赋又是难以推行，万历皇帝为了扩大皇室收入，派出太监充当矿监税使，想要在日益兴盛的工商业中分一杯羹。
但此时要想让江南无声地做好帝国奶牛已经不太容易，当年的朱元璋可以轻松没收大量江南富户的家产，但万历皇帝却只能绕开官僚体系，派出名不正言不顺的太监，且几乎每次行动都会激起大规模群体事件，而其背后都有江南士绅的影子。
张居正改革后，明代税收由实物征收改为货币化征收，但江南地区的拖欠比例更是不断提高。田赋很高，但江南拖欠的也很多，而且是越来越多。最终主要的负担都压到了北方小农身上，在辽饷加派中，北方农户的平均负担远远超过南方，而江南，苏州、松江、常州的核心地带的户均负担更是在南方诸省较低。
然而登上权力巅峰的江南士绅集团，为了自己的利益完全忽视了无可救药的国势，即将席卷一切的北方流民和关外的铁骑，等待他们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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