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丽安/文（刊于《文景》2007年第6期，欢迎访问《文景》读者小组）
一
采用这么一个耸人听闻的文题，意在直白地宣示戴维·洛奇在当代英国文坛不可动摇的地位。
文学研究带有厚重的后视史学性，而研究当代文学比研究其他既定历史时期的文学更令人战战兢兢，原因在于：鉴于大部分的当代作家都仍健在，都仍笔耕不辄，因此要针对个别作家或流派梳理出一个具有某种“定论”的评述不但困难，又可能产生“看错马、下错注”的窘况。文学作品到底具不具备“经典性”，除了受作品本身当时的时代评价、创作手法、精神内涵等文本特质左右之外，也必须接受时间洪流的冲刷推移，任凭跨时空语境的读者客观阅读经验来重新诠释和判断。试以约翰·布莱恩（John Braine, 1922－1986）为例。 他的初试啼声之作《顶层的房间》（Room at the Top,1957），曾席卷战后的英国文坛；不但热销，也立即被改编成电影，硬是把布莱恩推入“愤怒的青年”一代名流。可是，那年头的文艺青年，哪一个不忿忿在心？随着“愤青”们在聚光灯下步入中年，作品也不复当年般轻狂，布莱恩也逐渐淡出读者和文坛视野。这例子说明文学经典性由热渐次转冷的可能。
另一种情况是，一个成名作家的非代表作，经过学界的系统研究，其长期以来被掩埋的亮点终被揭示出来。以夏洛蒂·勃朗特为例。一般读者知道她是经典《简·爱》的作者，却很少有人接触她另一本鲜为人知的作品《维莱特》（Villette,1853）。殊不知恰恰是这部作品，欧美文学界普遍认为，不论就主题精神、写作手法、叙事结构、人物塑造等方面而言，《维莱特》都可算是勃朗特最成熟而出色的佳作。
这两个例子要说明的只不过是一个不言而明的事实：文学作品能不能进入经典行列，直接或间接都会受到诸如行销策略、读者锁定、影视跟进改编、甚至评论者的意识形态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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