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阿南惟几并不清楚国军已经提前在做大战准备了。
在将孙玉民的十二军调至株洲、禄口，将王耀武的七十四军调至衡阳、衡山后，老蒋陆续地调整了其他部队的驻防：以杨汉诚第20军守备杨林街、潼溪街、新墙镇、鹿角之防线以及通城各前进据点；以孙渡第58军控制于黄岸市附近，并要求他们构筑简易防线；以战区直辖第37军陈沛部暂编五师警备长乐街、伍公市、新市一带据点，主力60师95师控制于瓮江、栗山巷一带防线；第99军傅仲芳部警备归义、营田、湘阴及芦林潭、沅江一带江防、湖防，其主力92师控置于三姐桥防线；以萧之楚第26军控制于浏阳、洞阳市、花桥一线，构筑牢固工事；以李玉堂第10军警备驻防长沙。
按道理说，军委会的调令电文并不应该让只是一个小小军长的孙玉民知道，可在老蒋的授意下，一封封的电文在发给调防部队的同时，也发给了已经身在株洲的孙玉民，看到老蒋果真按照自己的设想，调整和布署着部队，他不由得信心大增，对于即将到来的这场战事的胜利，更多了几分半握。
就在国军这边加紧备战的同时，阿南惟几也在做着进攻的准备。
此时的十一军虽然仍然是日军唯一的一支野战部队，可是所受待遇早已经不是从前相比。
由于日军大本营按照明治时期以来遗留的传统，把陆军战力的重点，放在了对付苏联的北方国境，而实际的目标却指向着南方，企图以一部分战力用于攻取东南亚。因此，现实中的日军主战场中国战线，兵力和实际上的战力，都没有充分投到这个主战场上来。
各种因素的制约，导致担负着解决中国事变的所谓的“日军中国派遣军”，一直为强迫缩减兵力、限制作战地域、限制兵站等而感到苦恼。虽然“日军中国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认为，第11军在武汉地区存在有很大的价值，但是，第11军得到的弹药和兵力补充并没有得到什么改善，反而却大为减少，甚至只有1938年武汉会战的一半，这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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