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的疯狂掠夺下，店铺倒闭，商旅驻足，负贩稀踪，市场萧条。当时人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朝廷命税监四出抽分征税，“商税重而转卖之处必贵，则买之价增，而买者受其害商不通而出物之处必贱，则卖之价减，而卖者受其害。利虽仅取及商，而四民皆阴耗其财，以供朝廷之暗取，尤甚于明加田税也”。税使制度的推行，直接影响到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因而也遭到从朝廷到地方无数官吏的强烈反对。广大城居之民，更是对此进行了殊死斗争，发动了一起又一起反矿监税使的“民变”和“兵变”，而且其声势之大，范围之广，可谓是史无前例的。
这些问题明朝当权者自始至终难以解决，反而是宋代对这个问题看得很明白，很早就做出了改变，并着手进行了解决，如当时监管市舶务的张阐奏言：“比者叨领舶司仅及二载，窃常求其利害之灼然者，功持法令之未修。何当福建广南各置务于一州，两浙市舶务及分建于五所三路，市舶相去各数千里。初无一定之法，或本于司之申请而他司有不及知，或出于一时之建明而异时有不可用，监官之或专或兼，人吏之或多或寡，待夷夏之商，或同而或异，立赏刑之制，或重而或轻，以至住舶于非发舶之所，有禁有不禁，买物于非产物之地，有许有不许，若此之类，不可既举。故官吏无所遵守，商贾莫知适从。奸吏舞文，远人被害，其为患深。有司，取前后累降指挥，及三路节次申请，厘析删修，著为一司条例。”建议朝廷制定专门的市舶条法，以有效管理海外贸易，禁绝官吏上下其手。“真是这条奏折，令大宋朝廷猛醒，面对这个辣手且新问题，宋代当权者就比大明重视多了，当年便痛下决心，结合实际，终于在元丰三年，颁布了这个世界上最早的外贸法规，法规上明确了各个港口之间的地位与责任：只有广州，明州，杭州三地可以放行外贸船只。从而集中管理，打击走私。有了管理制度，朝廷律法也起到了足够的作用，使得整个宋代市舶司运作起来就十分细致了，去那儿只能走广州，明州，杭州三地市舶司，海上贸易同样如此，如此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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