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的主持下，努尔哈赤在抚顺关外盟誓，将扣押在建州的乌尔古岱送到明军手里，由明军护送到哈达城，继承首领。但当年哈达遇到饥荒，又遭到叶赫的侵吞，乌尔古岱年幼，无力控制局势，一个多月后，自己主动回到建州。
此时，海西女真叶赫，内喀尔喀蒙古炒花—宰塞等，都表现的桀骜不驯，或时常侵边犯境，或频频侵吞邻部。
明朝即便对努尔哈赤已经产生了一些警觉，但也只是把他当作辽东地区诸多不安定因素的之一。
明朝从嘉靖时期开始，北方塞外地区的主要边患对象仍然是蒙古人。
明朝嘉靖年间，因漠南蒙古右翼土默特势力强大，“虏患”主要是土默特的俺达汗。
俺达汗的核心地区，是大阴山以南的河套平原，威胁宣大延绥宁夏等西北边镇。
但是土默特的势力发展的太快，排挤左翼察哈尔，导致察哈尔东迁。
从嘉靖朝中期开始，逐渐向东侵蚀的土默特，已经频频从西峰口等处入塞，侵入京师以东的蓟镇防区。
土默特骑兵还多次威胁山海关和永平、丰润等地。
而察哈尔东迁后，形成一种连锁效应，也对辽西、蓟镇产生威胁。
因此，嘉靖时期的“虏患”是最严重的。
而同一时期内，明朝积极扶植哈达王忠王台，实现以哈达制约海西、建州女真，因此此时女真当时虽然也有几股“骜酋”，但不成气候。
隆庆五年，隆庆和议、俺达封贡等一系列事件达成后，右翼蒙古的入塞活动停息，宣大延绥宁夏等西北边镇的边患基本结束。
而此前察哈尔东迁、内喀尔喀五部南下，导致活动在蓟州到辽西边墙外的蒙古各部势力过多，草场资源无法承载过多的人口。
察哈尔和内喀尔喀不仅蚕食原兀良哈三卫的领地，更频频侵入边墙。
此时，明朝正是隆万改革时期，通过开海禁、整顿官吏、推行新税法，任命一批少壮武将等方式，戚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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