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满了抱怨之意，监察御史董敦逸立即弹劾：
“窃见左通直郎、直秘阁程颐辞免职名表，辞云‘不用则已，获罪明时，不能取信于上’，又有‘道大难容，名高毁甚’之语。
怨躁轻狂，不可缕数。
臣按颐起自草泽，劝讲经筵，狂浅迂疏，妄自尊大。
当时有所建白，人皆以为笑谈，而又奔走权门，动摇言路。
幸陛下圣明，察其疏缪，止令罢职，示朝廷之宽恩也。
颐近因丧服除，朝廷以职名加之，舆议沸腾，皆云虚授。
今颐犹不自揆，肆为狂言，至引孔、孟、伊尹以为比，又自谓得儒者进退之义。
惑众慢上，无甚于此。伏乞朝廷追寝新命，以协公论。”
等到苏轼所拟的《放免天下积欠诏》传至洛阳，程颐读罢，终于彻底息了争竞之心，绝了入朝之念。
他能够做到的，苏轼能够做到；苏轼以自身仕途断绝为代价，为天下贫民请命，最后得以施行，这样的举动，却不是他想得到的，更不是他做得到的。
此事之后，他再也没有和苏轼竞争士林领袖的资格。
说得亮堂，不如做得亮堂。
苏轼是真正的光风霁月，而程颐，始终摆脱不了“伪君子”的嫌疑。
因此只要苏轼不相，他就不可能再有入仕的机会，否则必然被士林所不齿。
于是再次上书辞谢，这一次的态度就非常老实了：
“臣昨被责命，出为外官，夙夜靡皇，惟是内省。
始蒙招致之礼，旋为黜逐之人，将胡颜以立朝，当自劾而引去。
至于五请而未听，岂可力辨而求伸，遂且从容，以须替罢。
未至任满，遽丁家艰，思无忝于所生，惟坚持于素节。
未终丧制，已降除书，上体眷恩，内深愧惧。
伏念臣志存守道，识昧随时，俗所忌憎，动招谤毁。
昨蒙擢任，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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